「Face the truth, face the reality」是很多人面對當前困局的一種包裝。選擇「Face the truth, face the reality」的人通常會選擇移民，也有人選擇留在此地希望苟延殘喘。在如此的社會氛圍之下，人們生怕誤墮法網，也害怕捲入政治漩渦之中，於是「面對現實」地開始自我噤聲，嘗試遠離這鼓漩渦之中如常生活。
人們一直長久地以為，法律存在的意義在於維護公義，所以當法庭作出的判決與大眾所期許的公義相勃，便會對判決失望或者是對法庭失望。事實上，法治沒有死，只是變成喪屍而已：我們曾經期望法治能夠彰顯公義，最終卻成為武器，對異見者任意打壓而冠以「嚴正執法」之名，大概任何行為只要是異見者作出都可以是犯罪。當這些我們看起來有如呼吸般的真理一再扭曲，變成這些「新常態」下的「新常識」，對不少人而言卻是已經是耳熟能詳；社會仍然如常運作，更多的是因為我們已經容許這些事情成為習慣的一部分。我們容許白色恐怖在社會蔓延，將惡法視為真正的法律然後遵守，本質上已經是在確立惡法的合法性。
我們知道，「法律」一開始的存在就是當權者管治的工具，目的是規範人民的行為。「法律」某程度上反映君王對個人行為的期望，公平正義只是一種包裝，將人民社教化、馴化，才是法律於歷史上的本質。但一部法律之所以能夠有效執行，正是因為人民對當權者和法律的認可，當人民確認法律的存在，並且願意遵守，則法律便會有效。或許人們願意遵守規則的原因可能是憂慮違反的後果，但這些後果通常是處於規則內；因此法律是否有效，最開始取決於執法者的能力，亦即當權者對社會的控制能力。這一點是無關公義，因為極權下的當權者可以任意地建立其所認為合適的「公義」。由此可見，遵守法律本質在於認可法律與當權者；當我們遵守任何法律時，便正在確立該條法例的合法性，也正在鞏固政權的權威。
換句話說，任何的反抗行為，都正在與鞏固權威的目標背道而馳，而違法的原因即便如此。法律在歷史上非常長的一段時間正是以此為存在的理由，即法律自古以來都是為政權服務。儘管後來隨著人類文明進步，令人們對法律有著不同的理解，亦不代表法律不能回到這種自古以來的狀態，又或者應該說要回到這樣的狀態根本是輕而易舉。
有趣的是，當權者已經牢牢掌握全面統治權，儘管大家都不可能相信這些包裝，卻仍然樂此不疲地包裝一切。這又是為甚麼呢？在現代極權之下，真相需要修正，以達致當權者的最佳利益：必要的倒退是為了「完善」制度、法律修改是為了保障社會利益之類。其實重點根本不再於你現在是否相信這些話，而在於你是否能夠在這樣的氛圍下表達異見，去動搖別人對謊言的信念：當大家都認為當權者在說謊，意味著這些謊言仍然是謊言；但大家都沒有表達異見，人們就會開始相信這些謊言。當人們開始相信這些謊言的時候，認知也會為此而調整，讓我們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認知與想法。屆時，我們不用再特地自我審查都可以滿足到政權的要求，甚至能夠由心而發的與政權的期望同步；人民會協助政權打擊零星的反抗者，因為這些反抗者會威脅到其他人民心中的替代認知。
或許我們也有責任打破社會上一切正常的假象，但該如何入手？剛才說到，當我們遵守任何法律時，便正在確立該條法例的合法性，也正在鞏固政權的權威。因此，於公民抗命的概念中，不遵守法律便是挑戰某些法律的一個手段；但公民抗命要求參與者應該承擔不遵守法律的後果。只是我們同時應該理解的是，這些後果從來都應該與其行為相稱，只是在如今的高壓氣候下，要求這種相稱顯然是不切實際。另一方面，當一條法律本來就不應該合法，為何違反這些不是法律的條文，又需要負上不是法律的條文所規定的刑事後果呢？當作出違反這些不是法律的條文的行為而能夠迴避承擔後果，也是在動搖這些不是法律的條文的合法性，因為法律的有效性也取決於執法者的能力。
在極權之下，「迴避承擔違反這些不是法律的條文的後果」通常不是可行的結局。但我們至少會明瞭，當一條法律本來就不應該合法，違反這些不是法律的條文本來就不成過錯。當法律成為武器，司法正義變成當權者的遮醜布，為何還需要遵守這些不是法律的條文呢？試想想：幾乎是任何你可以想像到的行為（或者不作為），只要是由異見者作出都可以是犯罪。例如：不參選是「攬炒思維」、參選是「達致攬炒」……如果甚麼都不做跟甚麼都做同罪，為何還不甚麼都做呢？反正生而為異見者便是原罪，裝成效忠自保都是罪，那麼乾脆就不要裝了，不是嗎？
到最終我們或許不會有好結果，但現實是因為我們要面對現實，所以不能裝著社會一切如常的生活。惡劣如納粹德國都有人持續抵抗的話，總不能說留下來的人都是不願面對現實吧：對留下來的我們而言，不論是選擇跟著鐵達尼號一同沉沒，或者嘗試抵抗，也是在「Face the truth, face the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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