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侵略日益惡化之時，有些天真人士總是覺得香港會繼續成功，理由是「積極不干預」方針的成功。前年，梁振英曾經公開表明「積極不干預」已經過時，後來又撰文回應自由黨鍾國斌的批評，指他「適度有為」的主張比主權移交前的「積極不干預」更加可取之時，縱使錯誤地引用仍主張自由放任的郭伯偉之談，亦再三強調他尊重市場經濟。昔日曾蔭權祭出「大市場小政府」，也得強調自己並無摒棄積極不干預的原則。這些原因，不過就是要塞住海外投資者的嘴巴，讓所有人放心。
其實，積極不干預政策從來都是模糊而似有還無。60至70年代間，政府正正是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也就是對經濟發展近乎於完全放任的狀態，不刻意促進、也不刻意干涉經濟發展；沒有政府刺激之下，香港經濟能夠順利起飛，並非完全無風無浪：1965、1973的股災，反映了市場總不能毫無監管，更不可永遠期望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當時經濟以工業為基礎，股災影響再大亦未至於令經濟體系崩潰；今日香港產業單一化之下，就別以為能以當時思維行事。
而亦因政府總不能永遠對經濟發展不聞不問，夏鼎基就唯有祭出「積極不干預」的傳說，嘗試合理化選擇性干預的包裝。在這種包裝下，商家滿意，市民也滿意；在毫無民主認受的情況下，夏鼎基不過是試圖維持殖民政府的政治控制權。轉到主權移交之後，董建華上台就稱要「強政勵治」，經濟政策大轉彎。當然，董建華不是幹了甚麼壞事，只是「腳頭唔好」而已；但這種做法，暗示過去的經濟政策不可行，卻是向既有的公務員體系發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訊號，就是以前的政府現在不同了。也就是說，積極不干預不過是神話，而且過去如是，現在也如是：這東西只是由不做事的包裝變成做「實」事的包裝而已。
不過，主權移交後的新殖民政府，必不可少地受到中國新殖民主義的入侵；政府則繼續以「積極不干預」作為藉口，實則是刻意讓中國國有企業取得優勢，從而加深香港對中國資本的依賴。數年前，3G頻譜拍賣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政府收回市場上三分一2100Mhz頻譜作重新拍賣，政府宣稱要讓新競爭者進入市場；但結果沒有電訊市場的新競爭者成功競投頻譜，只讓沒有該段頻譜的既有服務提供者中國移動香港獲得更多頻譜以減低成本，其他電訊商頻譜減少下，成本增加而服務質素下降，整體市場亦沒有增加競爭，對消費者並無益處；唯一贏家是中國移動香港，能夠不再租用其他服務提供者的網絡下提供服務，成本下降，而市場價格不變下利潤則可增加。
在這種模式下，本地的資本角色將會逐漸減退，也意味著是要以劣幣驅逐良幣，透過資本壟斷的方式令本地的資本退場，真正屬於本地的資產將會外流至中國企業。舉例說，透過頻譜優勢的方式奪取更低成本來加入市場的入場券，再使用價格優勢，令本地電訊商陷於困境。而政府的頻譜政策，不容許頻譜交易，電訊商要以拍賣方式獲取頻譜，而且政府又刻意控制頻譜數量，來推高頻譜的使用價格，令香港頻譜使用費用極為高昂，此乃令中國國有企業取得優勢，用以取代本地財閥的手段。
過去的政府從不擔任推手，縱使本地財閥的興起，也非政府的政策控制；七十年代開始，英國政府也未再刻意保護英資的利益，而與本地財閥的合作，更加是三十年代已經有的事，反映當時政府的不作為方針，就是按現狀行事，而非試圖改變現狀。反之，主管移交後的政府，索性以利益輸送的方式，令中國國有企業得益，這種先例不但極壞，而這樣的結果，就是開始了資產流向的推動。本來屬於本地財閥的資產也逐漸流向中國國有企業，這種做法並非前所未有，但流向則是破天荒，殖民化的色彩則是開始容易察覺。
積極不干預不過是一個傳說，從來就不存在；這不過是由政府討好既得利益者的手段美化包裝，變成合理化利益輸送的糖衣。由不做事的變成做「實」事，主權移交前後的政府，都不過是殖民政府而已。看看潮聯小巴站的司機怨聲載道，就知道昔日政府的盟友，不過是管治工具而已；利用過後，有朝一日會被政府出賣；看來，商界還是好自為之吧。
（原文刊於聚言時報：http://polymerhk.com/articles/2017/10/15/3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