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是香港人？如何定義香港人？從那方面去定義香港人？這些問題，你很可能遇過。一個民族可以用血統、種族、宗教、文化等不同因素去劃分，而談香港獨立建國，就必須要釐清這一個問題。
在開始談香港人的定義前，先問幾個問題：中國來港的移民是不是香港人？新界原居民是不是香港人？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是不是香港人？南亞裔、越南裔的居民是不是香港人？外籍家庭傭工是不是香港人？再針對一點，梁振英是不是香港人？王征是不是香港人？邵逸夫是不是香港人？盛智文是不是香港人？這些問題，如果你能夠很直觀地回答是與否的話，那你又是以甚麼標準來斷定甚麼是香港人、甚麼不是香港人？
沒有人天生就自居香港人；相反，香港人的身份形成，是由上世紀戰後開始：大家住在香港，經歷同樣的生活體驗，同樣的歷史事件，同樣的文化在電視、電台傳播起來，感染每一個香港人；慢慢慢慢的，把「香港人」凝聚起來。他們不一定是在香港「土生土長」，但是他們必然對香港這片土地有歸屬感，願意愛護這個地方，和其他香港人守望相助。這種歸屬感，既由人們的經歷而來，也由社會的力量推動：六七暴動後，政府希望推動香港人重視香港這片土地，不再北望中共，以維持香港的穩定；配合各種因素，例如對共產黨的恐懼等，香港的獨特性在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當然，六七年至九七年這三十年間，香港的公民社會亦發展迅速；而英國殖民政府亦知道沒法壓制這些發展，故漸漸放寬自六七暴動前後設立的限制。隨後香港前途明朗，故政府也必須著重於公民社會的過渡。
不過，X、Y世代之間的隔閡相當明顯；而即使身處公民社會日益開放的年代，家庭教育下公民教育的不足亦使新生代的公民參與度曾經頗為低下。X世代身處於動盪的戰時、暴動前後，還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中國改革開放後，初代的單程證發出，經歷過文革的中國移民越來越多；而他們對公民社會可謂全無概念，對政治十分恐懼；但時移世易下部分人也漸漸建立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另一方面，種族多元性，但又沒有深厚的文化，使香港人的定義更模糊。
所以，定義香港人的困難在於，文化並非同源，造成世代之間的文化異質性；加上近年移民「溝淡」之下，使「誰是香港人」的問題變得很困難。如果要我簡單解釋甚麼是香港人，我會答：「願意認同自己作為香港人身份及其背後的文化，對香港有歸屬感，願意愛護和貢獻香港，並與其他香港人互相連繫的人」。換而言之，按此標準下，梁振英、王征就可能不算香港人；邵逸夫、盛智文就算是香港人。
於是，大家發現一樣頗吊詭的事：梁振英不是香港人？這個結果其實相信頗具爭議性。於我而言，他的確不完全符合我對向香港人的定義；但港大民調都有「香港中國人」和「中國香港人」的選項嘛。那麼斷定一個人是否「真。香港人」，又可以用甚麼標準呢？
大家應該聽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那是一個金字塔，需要滿足較低層次的需求，人們才會去嘗試滿足較高層次的需求。舉例說，人們需要先滿足生理需要，才會嘗試滿足安全需要。同樣，對我而言，香港人也有層次之分。
第一層級：偽香港人
於此層級中，人們會達致兩個意識層次：尊重意識和身份意識。
尊重意識是指尊重香港這個地方的明文或潛在規則及文化，例如願意以廣東話或英文作溝通語言、於公眾地方保持良好行為，不會容讓小孩隨街大小便、不會插隊等。簡單來說，就是從眾心理下會選擇從向大多數人的行為習慣，入鄉隨俗，而不會僭越這些潛在或明文的規則，更不會嘗試破壞香港原有的價值。
身份意識則簡單得多，就是認同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而這種認同並不必然是唯一的國族認同（例如，來自印度的少數族裔會同時認同自己作為印度人。），但這種認同則須從心而發的認同，而非為了從眾而作出的虛偽認同，或基於現實的國藉認同（例如，現實中大部份香港華人均屬中國籍）；因此，與尊重意識相比，身份意識屬較高層次的意識表現，即但凡滿足尊重意識者，已可被納入此層級內，成為廣義的香港居民。
第二層級：香港居民
事實上第一層級中的人與此層級中的人均屬於廣義上的香港居民，惟於此層次的人，則不再屬於「偽香港人」，成為狹義上的香港居民。同樣地，於此層級中，人們會達致聯繫意識和溝通意識兩層次的意識。
所謂聯繫意識，是指與自身願意與社會建立聯繫。即是說，願意與社會的多數建立一個聯繫，例如與鄰里、社區組織等產生聯繫。於此層次中，人們會嘗試向社會謀取認同，例如新移民會嘗試爭取社會關注，使社會肯定他們的身份。
而所謂溝通意識，則是嘗試與社會溝通，互相了解。與聯繫意識不同，聯繫是單向的，即是接觸到社會，但溝通是雙向的，即是說社會與自身之間存在互動。換一個說法，就是脫離相近文化的小圈子，而趨向與社會相互認同，例如一些英籍港人，他們能了解社會上的事情，雖然沒有參與意欲，但還是願意認同社會上的事情，也謀取到社會上一些人的認同。再簡單說，就是能夠與社會真正融合為一體，可以與社會相互了解和認同。同樣地，與聯繫意識相比，溝通意識屬較高層次的意識表現，即但凡滿足聯繫意識者，已可被抽出「偽香港人」的層級外，成為狹義的香港居民。
第三層級：香港人
那麽，真正的香港人還要有甚麼特徵呢？香港人還會達致兩個層次：文化意識和理想意識。
所謂文化意識，對「香港文化」的認同。所謂香港文化，是因各種因素受本地人接觸，並受認同而保留下來的共同文化。要留意的是，過去香港和現在香港均是文化的一部分，故此世代之間的文化可能不盡相同。具體行為包括：嘗試了解香港的共同文化，例如了解集體回憶或香港歷史等文化形成因素、接觸文化本質，例如語言蘊含的文化、嘗試融合於這種共同認同的文化當中等。於此層次中，人們縱然保留自己獨特之處，仍然會盡量融合於廣泛認同的本土文化當中，但注意不同來源的文化之間存在差異，而每人的獨特程度亦不盡相同；故此層次著重的是了解和尊重，而非跟從；但基於從眾心理下，於此層次的人仍會努力地使自己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故無可避免會受到同化而融合。
至於理想意識，是認同和追求比文化更高層次的背後價值，即是所謂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理想，也可以包含使香港人進步、強大等「共同願望」。同樣地，與文化意識相比，理想意識屬較高層次的意識表現，即但凡滿足文化意識者，已可被納入「香港人」的層級內。
第四層級：香港公民
香港公民屬於香港人的一種，也比一般香港人處於更高的層級。作為公民，自然要有以下兩大意識：公民意識和行動意識
先談公民意識：公民意識包括「人格意識」（在尊重意識之中）、「自由意識」（在理想意識之中）和「責任意識」。其實這些意識有一部分已經存在於首三層級內，而暫未涵蓋的，就只剩下公民參與的「責任意識」一部分。而這裏的「公民參與」很簡單：關心社會事務，參與社會時政。在「溝通意識」層次下，人們已經達致對社會時事的基本了解；但在此層次下人們要對社會各種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並會開始有參與社會事務的意欲，例如從心而發地做義工，或者參與一些示威、政治集會等。
再談行動意識，也就更簡單：為滿足理想意識而衍生的理想而行動，而這些行動是會與公民意識相緊扣。而再進一步，就是願意犧牲多少個人利益來達致該理想。犧牲的個人利益可以十分微小，例如勞力、金錢；也可以很多，例如前途、性命。但是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會成本」必須是展現出一種對個人利益而言不合情理的昇華，犧牲顯得對個人而言重要：例如對一個一秒鐘幾百萬的人而言，時間是十分重要，故願意犧牲時間參與集會就已經滿足到行動意識；但對一個百無聊賴的青年人而言，參與政治的機會成本是低得合理，故願意犧牲時間參與集會並不能滿足到行動意識。同樣地，與公民意識相比，行動意識屬較高層次的意識表現，即但凡滿足公民意識者，已可被納入「香港公民」的層級內。
按照上述層級分類，梁振英是屬於哪個層級呢？留待各位讀者自行解讀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人從來不以種族身份來劃分；更重要的是社群的融入意願與程度。無論是來自中國、巴基斯坦還是尼日利亞的移民，他們都有資格成為香港人——只要他們有尊重與融入群體的意願。
（原文刊於聚言時報：http://polymerhk.com/articles/2015/05/12/15670/）